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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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同治維新，是清朝後期時，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基礎，在全國展開的工業運動，口號和目標先後分別是「師夷長技以自強」和「師夷長技以求富」。此運動自1861年—1894年，持續30余年，歷經同治光緒二朝，由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所主導推動，在皇权之背景下發生。

自強運動是近代中國首次全國規模之西方工業運動；自強運動引進了大量西方科技及各類西方著作文獻，培養了一批留學童生，打開了西學之門；學習近現代公司體制則帶來大批工業及化學企業，有助中國走上工業發展和科技發展之路。儘管该運動在清軍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中徹底失敗，事實上洋务运动受到了不少保守派的阻力以至於淪為形式，但是对清朝乃至整个中国的思想与科学近代化，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1]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英法聯軍攻佔北京令清朝统治者驚惶失措。清朝在《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滿足了歐洲侵略者之要求，同時太平天国運動民变掀起，动摇政府统治根基。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央執掌大權的兩宮太后、奕訢等人，認為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世派」提出之「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主張摹習列強之工業技術和商業模式，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模式發展近代工業，以獲得強大之軍事裝備、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維護清廷統治，此等人因此被稱為「洋務派」。

清咸豐十一年1月11日，咸豐帝批准了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之，洋務運動從此開始。

早期中央的執政者兩宮太后（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以及光緒（成年後）等人。^[2]

• 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議政王大臣 ）
• 文祥（軍機大臣，總理各国事務衙門大臣）
• 沈桂芬（軍機大臣，總理各国事務衙門大臣）

• 曾国藩（兩江總督，直隸總督）
• 李鴻章（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
• 左宗棠（陝甘總督）
• 張之洞（兩廣總督，湖廣總督）
• 劉坤一（兩廣總督，兩江總督）
• 沈葆楨（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
• 丁宝楨（山東巡撫，四川總督）
• 丁日昌（江蘇巡撫，福建巡撫）
• 吳賛誠（福建巡撫）
• 劉銘傳（台湾巡撫）
• 崇厚（辦理三口通商大臣）
• 唐廷枢（輪船招商局總辦）
• 鄭觀應（上海機器织布局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總辦）
• 馬建忠（輪船招商局会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
• 盛宣懷（輪船招商局会辦，津滬電報陸線總辦）

• 陳蘭彬（留学生監督，駐美大使）
• 容閎（留学生監督，駐美副使）
• 郭嵩燾（駐英大使）
• 何如璋（駐日大使）
• 曾紀澤（駐英大使，駐俄大使）
• 李鳳苞（留学生監督，駐德大使）

在1861年3月11日設置中國首個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負責掌管對外事務，後來成為推動自強運動的主要機構。另为了应对外通商事务，於天津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将1844年在广州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衙门（1866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迁至上海，掌管當地的對洋通商事務。1870年李鴻章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後，總理衙門的作用漸減，幾乎所有外交事務都由在天津的李鴻章處理。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漢陽兵工廠（湖北漢陽，張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楨）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少有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如果说总理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标志，那么坚船利炮的诉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3]

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䜣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4]

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主要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有效的武器，^[5]

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6]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7]

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8]

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師夷长技以製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百姓”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造反軍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清軍和太平軍两大敌對陣營的戰爭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 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9]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事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两江总督怡良的一段话可以证明：^[10]

“据吴健彰（上海道道尹）禀称：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国等字样，当即拆阅，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又附带上海逆首刘丽川逆书一件。讯据船户王阿莫等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

这段话清楚他说明，^[11]太平军于1853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槍的记载。例如：1856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1859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1860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 ^{[12] [13]}

据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93页上记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1862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

“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

左宗棠于186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14]“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枝贼匪不有洋枪洋火，陈炳文赴鲍军门（鲍超）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

曾国藩于1853年在湖南于湘乡于办团练于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年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于、 岳州于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15]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放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16]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的，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1862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 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17]

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 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18]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廣東水师与福建船政水师。其中北洋水师购买的“定遠”、“鎮遠”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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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遠號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曾引起日本國民極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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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遠號鐵甲艦是當時北洋主力艦，也是大清國北洋水師的旗艦，也是亞洲少見的鐵甲巨艦，曾引起日本國民極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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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遠是福州船政局首次自行設計建造之全鋼甲軍艦，也是19世紀末中國造船工業的登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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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水師旗艦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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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水师旗艦廣甲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餘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譯機構同文馆，還有培養翻譯人才的廣方言館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擔任副監督的容閎負責選召近代第一批中國留學生。

洋务派在1879年於天津和大沽之間鋪設中國第一條電報線路。其後於1881年開設電報總局，並鋪設由上海至天津的電報線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1881年，该线建成。

自1882年4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缴还2万两，其余垫款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受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还完毕后，头等官报依然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津沪间保护铁路而设立的士兵和巡路费用，5年内仍然由淮军军饷垫付。

天津至上海的电报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瑪乘机要求建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19][20]电报开通後，李鸿章和总管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岸的陆上电线，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经历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后。上海至广东的路线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报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个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的，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垫款至1884年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中法战争爆发后，头等官报日增而商报锐减，以至赔累不堪。

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学）、新式军队（满清新军）、新思想（共和）、铁路、重工业（矿山铁厂）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

洋务運動維持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爆發，中國敗給日本，其重點項目北洋艦隊覆沒，洋務運動就此結束，最終失敗。李鴻章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21]

洋务運動雖然失敗，但也有一定成就，影響日後中國的發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中國在洋務運動其間引進西學，促进思想開放。引入西方科技，令中國開始近代化。洋务派官员創辦同文館，培育不少人才；派出学生在外国留学，習得技能，這些學生對西方科技有一定認識，對中國日後發展有莫大幫助。

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守舊人士的反對、官僚政風的敗壞等，再加上經費受到皇室活動影響，進而導致洋務運動的失敗。例如光緒帝親政後，帝師翁同龢（守舊人士）就相當反對洋務運動，對洋務經費更是苛刻，並極力阻撓洋務運動的發展。洋務運動期間皇室活動的花費也很可觀，例如同治帝、光緒帝大婚；同治帝、慈安皇太后大喪；慈禧皇太后壽辰修建頤和園等。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指出，所謂「洋務」乃由於西方社會注重效率，與中國傳統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傳統文化、思想之約束，而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響。如開辦各類實業工廠，社會上需要有各類商業組織作配合，如零件、銀行、保險等等，但這些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都付之闕如；會計沒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會計帳目不能有效核實；人事管制漫無標準，蓋因傳統文化欠缺現代人事管理思維。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注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而在当时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注定失败。^[22]

•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 劉廣京：〈關於晚清自強運動的幾點意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Albert Feuerwerker著，虞和平譯：《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 李國祁：〈清季自強運動前期國人對西方的認識與其改革思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劉翠溶：〈關稅與清季自強新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艾爾曼（Benjamin Elman）：〈1860-1895年間中國的海戰及其所反映的自強運動在科技方面的失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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